太平天国的兴亡是怎么回事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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鸦片战争以后，清政府对外屈从于帝国主义，对内压制人民，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。在北方洪秀全有白莲教、捻军的反清斗争。在南方，洪秀全与杨秀清、冯云山以信奉天主教为号召，聚集大批信徒，组织反清的农民起义，揭开了太平天国兴起的序幕。道光三十年八月（公元1850年），洪秀全发布动员令，号召各地拜上帝的信徒到广西金田村团营，并仿照《周礼》“五人为伍，五伍为两，四两为卒，五卒为旅，五旅为师，五师为军”的制度，将陆续前来团营的信徒编制成军。洪秀全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，建立太平天国。

咸丰元年（公元1851年）二月二十一日，洪秀全在武宣东乡正式称天王。十月二十五日，洪秀全在永安发布封王诏令，分别封杨秀清、萧朝贵、冯云山、韦昌辉、石达开为东、西、南、北、翼王，形成了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领导核心。洪秀全在太平军中建立了五军主将制度，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，领中军主将，位居萧、冯、韦、石诸主将之前，成为太平天国的第二号领袖人物。

咸丰二年二月十五日，太平军以永安突围，攻打桂林受阻，便撤围北上，连克兴安、全州，并继续进军湖南。一路上山道崎岖，行军艰难，又不时受到清军的围追堵截，当四月二十五日进入湘西时，队伍仅剩五六千人。这时，一些人怀土重迁思想抬头，对于继续前进失去信心。此时，为了激励将士斗志，号召各地民众响应太平天国起义，杨秀清和萧朝贵联名发布了三篇著名的檄文：《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》、《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》、《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》；杨秀清又提出放弃两广，继续北上，然后沿江东下，占领南京的战略目标。经过一番工作，太平军度过了危机，明确了战略目标和作战方略，起义队伍也迅速壮大。此后，起义军按照既定战略目标，攻长沙，破岳州、汉阳、武昌，然后沿江而下，连克黄州、九江、安庆、铜陵、芜湖诸城，于咸丰三年二月十一日攻占南京。洪秀全将南京改为天京，定为首都，建立起与清王朝南北对峙的农民政权。

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，洪秀全正式颁布了《天朝田庙制度》，这是一份太平天国立国的总纲领，内容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。这个纲领在政治上宣布施行乡官制度，按照每二十五家设两司马管理，上设卒长、旅帅、师帅、军帅、监军、总制等职官的军事体系，将全体民众严密地组织起来；在经济上宣布废除土地私有制，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，实现“凡天下田，天下人同耕”的目标，同时，根据“天下人不受私，物物归上主”的原则，对所有财物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。这个纲领对于号召广大民众起来与清王朝的统治作斗争，起了促进作用；但由于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，加以受到激烈的战争环境的制约，实际上没有能够加以推行。

洪秀全在定都南京以后，逐渐深居简出，将太平天国的军政事务交由杨秀清统理。杨秀清针对清军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围困天京的形势，作出了三路作战主动出击的战略部署：以罗大纲率军东出镇江，监视苏、松，警卫天京的东南门户；李开芳、林凤祥、吉文元等率领二万精兵北伐，目标是直捣清王的统治中心北京；胡以晃、赖汉英统军西征，目标是占领安徽、江西的广大腹地，然后再攻打两湖，西占巴蜀。

北伐军从扬州出发，一路向北进击，势如破竹，一直打到河北，曾到达天津附近。清廷急派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，督率京师旗赴涿州阻击。北伐军转战沧州，东进静海和独流后，僧格林沁又领兵进驻永清，防堵太平军北上。北伐军孤军深入，又无后援，在清军堵击下，南撤至阜城，僧格林沁会同钦差大臣胜保等，一路尾追，包围阜城，北伐军统帅之一吉文元战死。咸丰四年四月，北伐军突围至东、西连镇，分兵为二，由李开芳率马队南下迎接援军，林凤祥留连镇固守待援。清军也分派胜保追击李开芳部，僧格林沁率兵围攻东、西连镇。僧格林沁在太平军外围挖濠筑垒，紧紧围困。两军对峙至咸丰五年春，太平军粮尽弹绝，僧格林沁乘机发动攻势，于春节那天攻陷东连镇，正月十九日又攻陷西连镇，俘获林凤祥。此时，胜保在山东高唐州围攻李开芳部，久攻不下，清廷遂将胜保逮京治罪，派僧格林沁移军进攻高唐州。正月二十九日，李开芳突围至茌平冯官屯，僧格林沁统军尾追而至。在强攻不下之际，引运河水灌太平军营垒，李开芳被迫乞降，太平军北伐失败。

西征军先后攻取安庆、九江、武昌，占领长江流域大片腹地。此时，曾国藩在湖南从团练乡民，扩编成为湘军。咸丰四年，湘军水陆两军练成，计有各式船只四百三十余艘，各种炮五百七十余门，陆营、水营各五千余人，加上水手人等，全军共一万七千多人，于长沙会齐后向太平军开战。太平军在湖南遇到曾国藩湘军顽强抵抗，先败于湘潭，复败于武昌，再败于田家镇，西线形势顿时吃紧。杨秀清再令石达开赴安庆主持西线全局。当石达开率军进抵湖口时，湘军水师已越过九江东犯。石达开率部将登高察看敌情，看见敌军以快蟹、长龙大船居中指挥，舢板轻舟往来作战，船制严整，船上都配备了西洋铁炮。各将首看了都有些害怕，石达开却很快找到了敌军薄弱环节，这就是敌军虽然船坚炮利，但那些快蟹、长龙船制笨重，难以移动，必须有舢板轻舟护卫才能发挥作用，加以湘军出长江后，连续征战已很疲倦，又连续获胜很容易骄傲轻敌，如果能够诱敌深入，先切断大船和舢板间的联系，再采取火攻，就不难取胜。石达开便亲率一军驻守湖口，另以两军驻守九江和小池口，与湘军正面相持却不与其战，夜晚则出动小股部队，袭扰敌军，使其彻夜戒备，心烦意躁。相持了一个多月后，石达开见敌军锐气已失，求战心切，突然主动撤出湖口守军。敌军果然中计，一百二十条轻舟急不可待地驰入鄱阳湖中，而笨重的大船仍留在外江。石达开见敌落入圈套，突然挥师堵住湖口水卡，将湘水师拦腰切成内湖和外江两段，然后乘夜派小船火攻敌船，取得湖口大捷。十二月二十五日晚，复以轻舟百余艘从九江、小池口进入大江，用火弹、喷筒猛攻湘军水师，毁敌大船十余艘，再群集围攻曾国藩的座船。曾国藩慌乱中弃船逃跑，羞愧得要投水自尽。湖口、九江两役，打得曾国藩苦心经营引以为豪的湘军水师溃不成军，一举扭转了太平军自湘潭败退的局面。此后，石达开乘胜率军西进，于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重新克复武昌，控制了天京上游。

曾国藩在湖口受挫后，不遗余力地纠集兵力进行反扑，他以胡林翼率军攻武昌、塔齐布率军攻九江，自己则坐镇南昌策应。八月，武昌告急，石达开奉命再次率军赴援。石达开分析了战场形势，认为曾国藩倾其力进攻武昌，其南昌必然空虚，从而作出了不与武昌、九江湘军正面交战，而是乘虚攻入江西。这样，不仅武昌、九江之围可解，还可控制江西，将湖南、闽浙连成一气。于是，石达开便命令武昌守军固守待援，自己则率军攻入江西，以破竹之势，连克新昌、瑞州、临江、吉安、樟树等重镇很快控制了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余州县，进而包围南昌。困守南昌的曾国藩果然如石达开所料，先撤九江围军回救，再撤武昌东路围军回援江西。石达开乘虚进攻江西的策略，既解了武昌、九江之围，又控制了江西的大部分地区。就在此时石达开奉命调回天京，留下黄玉昆主持江西军务。

咸丰六年五月，石达开与韦昌辉、秦日纲诸部协同作战，展开了天京外围的破围战，先后击溃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，稳定了天京周围的形势。

太平天国在天京稳定以后，领导层内部斗争日益激化。洪秀全逐渐脱离实际，倦理政务，大兴土木造了壮观的天王府，迷恋起奢侈的“小天堂”生活，而将太平天国的军政事务交由杨秀清统理。杨秀清大权独揽后也日益骄横跋扈，对下滥施权威，对洪秀全也屡加挫辱，竟假借天父下凡，召洪秀全到东王府，逼洪秀全封他为“万岁”。洪秀全一面被迫准其所请，一面密诏韦昌辉、石达开回京勤王。韦昌辉回京后，袭击了东王府，杀了杨秀清。由于韦昌辉滥杀无辜，激起众怒，洪秀全又下诏诛杀韦昌辉。此后，洪秀全召石达开回京辅政，但又对石达开疑忌重重，重用其胞兄安王洪仁发、福王洪仁达。石达开见此情况，遂于咸丰七年五月出走，并率大批精锐部队远征。

太平天国起义后的五位主将中，冯云山、萧朝贵在战争中相继牺牲，杨秀清、韦昌辉被杀，石达开出走，以致太平天国面临“朝中无将，国中无人”的局面。洪秀全不得不挑选陈玉成、李秀成等一批年轻将领，重新组成了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。

当时天京所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，清军的江南大营已逼近天京城外的小水关，江北大营也移驻浦口，对天京形成合围之势。李秀成冷静地分析了这一形势后认为，当务之急是要解除天京之围，具体作战方略应先打击江北大营，再集中优势兵力分进合击，彻底击溃江南大营。咸丰八年六月，李秀成约同陈玉成在安徽枞阳举行军事会议，统一认识，重振军心和士气，会后，陈玉成统军自舒城攻克庐州，李秀成由全椒进军滁州，两军会师后，先歼灭江北大营统帅德兴阿和胜保统率的清军三千余人于乌衣镇，复大败江南大营援军冯子材部五千余人于江浦小店，再乘胜猛攻浦口，歼敌一万余人，彻底摧毁了江北大营，并乘势攻克江浦、天长、六合、扬州，恢复了天京与江北的联系，初步扭转了危局。这时，曾国藩统领湘军乘虚而入，在江西得势后，又连陷安徽数城，围攻太平军的粮食和军需物资供给地三河镇。李秀成和陈玉成协同赴援，在三河镇前后夹击，全歼湘军精锐部队六千余人，进一步改变了太平天国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。

咸丰九年春，洪秀全的同高祖族弟洪仁玕从香港辗转来到天京，他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教育和影响的人物之一。冯仁玕来到天京以后，洪秀全喜出望外，封他为干王，总理军政事务。封陈玉成为英王，封李秀成为忠王。洪仁玕、陈玉成、李秀成三人，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***。洪仁玕虽缺乏领军作战的经历，但凭他的政治经验和战略眼光，在太平天国后期的几次重大军事决策中，发挥了关键性作用。此时，曾国藩的湘军已攻占武昌和九江，进而进逼安庆，而天京外围又被清军江南大营围困着，摧毁江南大营，成了洪仁玕执政后的首要任务。他和李秀成等研究，制定了“围魏救赵”的作战方略，以奇兵奔袭湖州、杭州，引诱江南大营分兵赴援，再乘虚进攻江南大营。咸丰十年正月，李秀成由浦口赶往芜湖，商定由李世贤率部佯攻湖州，自己则率七千轻骑日夜兼程奔袭杭州。二月十七日，李秀成攻占杭州。江南大营统帅和春闻讯后果然分兵一万二千余赶往杭州援救。待清兵到达杭州时，李秀成立即弃城而出，从山间小路急赴建平，会合各路将领，分兵五路直趋天京，以集中十万余人的优势兵力，一举击溃了清军江南大营。

天京解围后，曾国藩的湘军又围攻安庆。洪秀全召集部属商讨下步战略部署。陈玉成主张全力以赴解救安庆，洪仁玕则认为，应乘势东进江、浙，在迅速得手后再挥师西征，洪秀全采纳了后者的意见。咸丰十年四月，李秀成引兵东征，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，接连攻占丹阳、常州、苏州、嘉定、嘉兴等十余州县，进抵上海城外。李秀成致函驻上海各国公使，希望他们不要干涉太平军的军事行动，但当太平军第一次进攻上海时，却受到了中外反动武装的联合抵抗。此时，西线太平军的处境十分危急，曾国藩集中主力围攻安庆，力图从上游打开缺口，进攻天京。八月，洪秀全急召陈玉成、李秀成回京，商讨救援安庆的办法，决定由陈玉成和李秀成分别从长江两岸领兵西征，约期于次年三月会攻武昌，迫使曾国藩分兵西援，以解安庆之围。会后，陈玉成按预定计划西进，在约定时间前十天左右进逼武昌，因安庆形势危急，仅留下赖文光一军等待李秀成到来，亲率主力回援安庆，屯军于安庆集贤关。李秀成在经营江、浙本位思想的支配下，对合攻武昌解救安庆态度消极，在洪秀全一再催逼下，直到九月下旬才领军西征。当攻黟县时，距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仅八十里，曾国藩已惊慌得留下遗嘱。此时李秀成若能进攻祁门，很有可能逼迫安庆围军分兵来救，但他却错过了这一良机。当他经浙西、皖南、赣北一路逼近武昌时，比约定会剿的时间晚了两个月。这时如果他能联合赖文光部南北夹攻武昌，仍能起到牵制湘军从安庆回援的作用。但他在接到陈玉成在集贤关被打败，李世贤和刘官芳分别在东平和黟县受挫等消息后，再也无心会战武昌，很快又率部循原路东撤。在李秀成放弃西征后，安庆很快失守，湘军顺流而下，直逼天京，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再一次陷入被动局面。

李秀成由武昌回师后，很快攻占了杭州等地，控制了浙江和苏南大片地区，使这里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基地。同治元年（公元1862年）春，李秀成发动了第二次攻打上海的战争。此时，西方列强已确立了武装干涉太平天国的方针，并形成中外反动势力联手抗击太平军。太平军面对强大的对手，仍英勇奋战，先后在王家寺击伤英国海军司令何伯，在奉贤南格击毙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，在青浦县俘获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，在松江城围困华尔统帅的常胜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湘军曾国荃的部队在安庆沿江东下，五月初已进驻天京南郊雨花台，彭玉麟的水军也进泊金陵的护河口。洪秀全一日连下三道严诏，要求李秀成赶紧回援天京。李秀成被迫将主力从松江撤回苏州。李秀成原打算暂时避开湘军的锋芒，将粮食、军火、物资运集天京，作长期守御的准备，主力则在外谋发展，待两年后湘军疲惫厌战时，再集中全力将他打垮。在受到洪秀全严厉责备后，他不得不留下谭绍元、陈炳文等率领十余万精锐部队守卫苏、杭，亲自统领十三王的军队回援天京。

李秀成率军回天京后，发动了长达四十六天的天京会战，但最终未能解天京之围。在正面强攻失利后，洪秀全令李秀成发动“进北攻南”的新战役，即渡江北上皖、鄂，会合在西北作战的陈得才部，将战火引向曾国藩的后方，迫使天京外围的湘军回师救援，以解除天京的压力。李秀成虽勉强执行了命令，但内心并不赞成这一计划，进军至六安便借口缺粮而南返。

太平军“北进攻南”再遭失败后，湘军很快合围天京，李鸿章的淮军和常胜军乘势进攻苏南和浙东太平军，左宗棠率领的湘军也从浙西方向发动进攻，战场形势对太平军已十分不利。同治二年，苏州失守，李秀成赶回天京，向洪秀全提出“让城出走，别作他图”的建议，即放弃天和江浙根据地，撤军江西、湖北，会合西北太平军，另辟根据地。这一可能挽救太平军的建议，被洪秀全拒绝。李秀成不得不让李世贤等先率军赴江西就食，自己则和洪秀全一同死守天京。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九日，洪秀全在天京病逝，李秀成扶幼主洪天贵福即位。六月十六日，湘军攻陷天京，李秀成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幼主，保护幼主从太平门突围出城。湘军追来，幼主逃脱，李秀成被俘。李世贤等率部进入江西，遭清军堵截，又南下福建、广东边境。洪仁玕一行保护幼主进至广昌石城，遭清军夜袭，兵败被俘。

石达开出走后，曾于咸丰七年八月十六日率领二十万太平军将士从安庆出发，经建德进入江西，转战于闽浙赣之间。咸丰九年春节过后，石达开分兵两路，从江西进军湖南、广东，四月抵达湘西宝庆府，拟从这里进入四川，因受阻于清湖巡抚骆秉章部，被迫返广西。九月十五日，石达开率部攻占庆远府城，试图在这里建立政权，但因太平军在当年北上以后，广西的反清斗争已陷入低潮，地主官绅组织团练，实行坚壁清野，不时对太平军进行攻击，太平军很快陷入了粮食供给的困境。当年跟随石达开出走的军队，大都是江、浙和两淮籍人，他们在遇到困难时便产生思归情绪，不时发生哗变事件。在此情况下，石达开不得不放弃庆远城，继续流动作战。两个月后，彭大顺等六十七名将领集体反水，率领二十万大军回归天京之路。石达开在屡受挫折，众叛亲离的情况下，被迫率领亲信返回家乡贵县。石达开一度想隐居山林，但又被清廷追捕，只得重新聚集部队。咸丰十一年八月，石达开又聚众数万人，从贵县北上，出广西，入两湖，至同治元年春，又从湖北利川进入四川，沿途招兵买马，到涪州时，队伍已扩大到二十余万人。因受清军阻击，无法前进，石达开游移作战于鄂、川、黔、滇边境。同治二年春，石达开部署兵分三路，进军四川。石达开率主力从云南昭通，抢渡金沙江，抵达四川宁远府时，其余两路军在途中受阻均折回。石达开率军继续北上，进抵安顺场时，受阻于大渡河，激战二十余日，也未能突破重围。在进退维谷之时，石达开写信给四川总督骆秉章，表示愿意“舍命以全三军”，即以牺牲自己来保全部下。同治元年四月，石达开带着五岁的幼子石定忠投清营，被解至成都后遇害。

太平天国于清道光三十一年（公元1850年）十二月在广西金田村起义，兵出广西，进湖南，入湖北，然后挥师东下，攻克南京，改称“天京”，定为首都，形成与清朝政府对峙的局面。太平天国在兴盛时期，由于领导层追求享乐，争权夺利，内部矛盾加剧，终至发生相互残杀的“天京事变”，太平天国也因此由盛转衰，并于同治三年（公元1864年）归于失败。太平天国十四年的兴亡史，反映了太平军将领与清军作战的谋略和才能，取得了许多重大战役的胜利，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；但太平天国同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一样，都有自身的弱点和局限性，最终归于失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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